人民日报：科学家该挣多少钱

[28]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１－３０３页。

[7]［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只要他判断对自我保存是必要的，他就有权利做一切事情，拥有一切东西。

[32]参见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7页。因此，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义务。第一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最小少数人的最大苦难。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判断固然谴责了无道的社会制度，但也消减了人自身的社会责任。义务的道德从最低点出发，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它是旧约和十戒的道德，与此相对应，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

因此，霍布斯的权利问题不仅是关于权利的一般问题，也是权利救济的专门问题，它赋予了任何个人判断自己是否是受害人以及选择救济方法的权利。对于具有幸福神义论精神的人而言，这是他的福分所在，是自己命好的再现，相对于那些命不好的人，他需要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方法论是对方法的哲学研究，是侧重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

[54]这几篇文章就其内容而言，已初步具有了现今法律方法的意蕴。[30]焦宝乾 陈金钊：《法律方法论学科意识的觉醒--2007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3]但是，学者们在谈及法律方法论问题时，有时也会在方法与方法论的界分上持有不同的认识。[42]法律方法是一门经由司法过程实现正义的技术，它不同于法学方法论着眼于法律本体论研究。

如陈金钊认为，所谓法律方法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或者说，它是由成文法向判决转换的方法，即把法律的内容用到裁判案件中的方法。法学方法是法学研究者的手段或进路，例如价值分析的方法、实证的方法、田野调查的方法等。

[4]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方法，但也并非是各种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对方法的一种有序安排，是研究主体站在一定的学术立场上，对各种方法进行选择、排序而形成的一种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方法与方法论的不同已有大体一致的认识，但关于这一问题认知历程的曲折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过程中的局限性：准确理解、继受哲学中相关概念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时至今日，国内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态势，每年皆有较大数量的成果呈现，其中既有关于法律方法论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又有关于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既有学者专著对法律方法论的体系构成进行详尽的论述、也有大量的期刊文章研究法律方法论的具体结构。[38]受这一研究趋势转变的影响，不少学者在界定法律方法这一概念时，极力突出法学及其方法论的实践性或实用性。

解释的本来含义就是将不清楚的说清楚、将不明白的说明白，法律适用者的任务是通过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挖掘成文法律的客观意义并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所以，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据考察，在德国，法学一词主要是指法教义学，以特定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旨在为具体案件的解决寻找法律上的正当答案。解释方法本身的发展，有代表性的如郑玉波将法律解释分为两大类，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如黄竹胜主张，法学的方法论体系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两个方面，法学方法旨在解释法律的意义世界，追求法学的真理，具有法学认识论的工具性作用，其实践面向能力较低，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够直接转化为改造法律世界的手段。

但诸多研究成果多是站在作者个人学术立场上对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少有在宏观立场上对该领域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成果。从法律解释学到法律方法论的发展，具有实践品格的法学日益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

由上可见，把法学方法看作是研究或认知法学知识的方法、法学方法论就是哲学意义上对这些方法的理论说明，这一立场仍有不小的学术市场。[6]可见，方法论关系主体选择使用哪一种方法的问题，它涉及主体的学术立场、以及方法的取舍，含有价值判断在内，这一点是方法所不具有的。

[71]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复杂化，一方面昭示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表明了法律方法学科的日渐独立，因为学科是否成熟、独立，一定意义上与理论研究的复杂化程度成正比。陈金钊认为，法律方法论体系属于实用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47]从法学方法到法律方法，概念的转换所体现出来的是学术研究对象的变化，这一变化展现出来的是法学中的方法论研究日益突出对实践的回应能力，这一点亦体现在近几年学者具体热点问题的关注上。[64]后来他又在一本小册子中重申，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称为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在日本是在民法解释学名下进行讨论的。以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寻找为中心，法学方法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法条的理论、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法律的解释、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之方法、法学概念及其体系的形成。如50年代翻译过来的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界定法律解释是阐明法律或国家政权的其他文件的意义与内容。

同时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准确理解某些学术概念在哲学中的真实含义有利于我们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跨学科、跨区域借鉴。[21]笔谈：《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

[12]那么，在法学领域，方法论的作用就在于发掘出运用在法学中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反省，探究这些方法的作用及局限。一般认为，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由遵循和道路两部分构成，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更加看重以外在的途径供遵循，方法就是要给人们指出前进的道路。

[46]也有学者提出，应该提炼出一个新的概念法的方法来统摄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进而形成一个新的法的方法的逻辑体系。因此，法律方法比法学方法能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69]舒国滢主张，从狭义上讲，法学方法论主要是指研究正确地适用法律所应遵循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的理论。[49]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创始者》，《清华法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34]黄竹胜：《法律方法与法学的实践回应能力》，《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谢晖：《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5]陈金钊：《法律方法论的意义》，《法律方法》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8]刘水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43]当然，学界强调法律方法的实用性，也并没有刻意将法学方法驱逐出去，有不少学者尝试建构一个可以同时容纳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理论体系。若以是否冠名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而论，国内较早出现的法律方法文章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于向阳的《试论用经济法律方法管理经济》、1986年徐广林的《法律方法概念之我见》是国内较早使用法律方法这一概念的文章，但其意思并非是对法律适用中各种方法的研究，而是指运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活动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

[3][4][9][19][67]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52]刘升平：《谈谈法律解释》，《法学杂志》1981年第5期。

[36]戚渊认为，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表现为创制、执行、适用、衡量、解释、修改等，法学方法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应用的方法，表现为分析、批判、综合、诠释、建构等。[31]也有人从多重角度批评了以法学方法指涉法律适用中的方法的不足：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30]有人直接指出，我国台湾、日本、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所讲的法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指法律方法，不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而是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与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方法。[33]现今，多数学者主张应当区分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方法主要是指法学研究的方法，关注的核心是何谓正确之法等法本体论的问题，有关法学方法的学说是法学方法论。

这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今日法学方法论的讨论都必须追溯到此。[15]结合上文对于方法与方法论的区分，笔者认为，在魏德士那里，法律方法不是一个安全的栅栏意指法律方法只是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其本身不具有保证结论正确的能力。

[25]王夏昊：《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67]陈金钊在其早期的研究成果中也提出，狭义的法学又称为法律解释学。

法律方法论法学是以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1]法学训练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律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侧重研究司法实践的法律方法论在近些年甚为兴盛。[44]胡玉鸿：《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